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关键之处在于，司法是一种审查，而不能成为积极的立法行为或对立法者的监护（Bevormundung）。无论我们是否支持宪法法院关于个人宗教自由射程的宪法判断，[19] 是否认同就对学校安宁的危害做抽象与具体的区分，[20] 在方法论上，宪法法院的这一裁判是无可指摘的。

* 宪法法院通过以下四个步骤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分析。但宪法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所做的合宪性解释，就只是单纯的解释。[32] 在BVerfGE 119, 247 (274) 中，宪法法院谈及对立法者原则性目标设定的维护，参见K. Larenz/C.-W. Canaris,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 Auflage 1995, S. 161. [33] 对此的批评意见，参见 J. Berkemann, Machtspiele zwischen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Bundesgerichtshof: Eine neue Variante, DÖV 2015, S. 393 ff. (400). * 《德国刑法典》第261条第1款第1句规定：对从本款第2句所列之违法行为中所得之物品加以隐藏，掩蔽其来源，或对调查其来源、探寻、追缴、没收或查封此等物品加以阻挠或危害的，处3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在规范审查程序中，无论个案程序是抽象规范审查（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具体规范审查（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第1句）抑或宪法诉愿（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4a项），如果宪法法院在该案件中确认规范违宪，原则上都会宣告该条款自始无效（ex tunc Nichtigkeit）。本文对德国法中合宪性解释原则适用状况以及德国学界就此相关讨论的分析介绍，旨在为关于这一原则在其他法秩序中的可移植性的争论提供借鉴。

穆斯林佩戴头巾的行为具有宗教动机，而对此的禁止构成了对诉愿人信仰及宗教表达自由的干预，这一干预无法仅通过一个抽象的权衡来正当化。在此存在两种解释可能，宪法法院认为其中只有一种是合宪的。在项目认定程序中，首先由项目设立人[23]向项目认定人[24]提出项目认定申请，征收的项目能否成立，关键在于该项目是否具有公共性。

由于成员集体非法律上的主体，物权法不得不为包括集体土地在内的集体财产规定了所有权的代表人。而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构建，需要考虑我国集体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在征收补偿阶段，其权利包括补偿安置方案以及补偿款分配方案拟定与实施的参与权，对补偿安置方案、征收补偿方案的批准以及补偿款分配方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意见的权利，就补偿安置与征收机关协商、签署补偿安置协议的权利，在协商不成的情形下参与被征收财产价值评估的权利。参见前引[9]翁岳生编书，第1708页。

如果商业性房地产市场禁止集体建设用地进入，意味着仍将维持国家对房地产建设用地的垄断，也就难以解决房地产用地先征收、再出让的供地模式。第二，本集体成员应如何形成决定包括是全体同意方能决定、还是多数通过方能决定该条没有明确规定。

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我国的村委会脱胎于原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村民小组则脱胎于原体制下的生产队。本文认为，无论是基于历史还是现实，自留山、自留地不仅构成一类独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而且，其使用权与宅基地使用权一样都是无期限的、具有福利性质的、更接近于自物权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自留山、自留地使用权人应当享有被征收人的主体资格。由于用地成本低，土地利用不集中、不集约、征而不用、效益低下等现象普遍存在，土地资源的浪费十分严重。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我国城市急剧扩张的过程，经过三十多年摊大饼式的扩张，现在的城市规模已经非常庞大。这里的房屋既包括农民住宅，也包括乡镇、村企业的厂房、设施等物业。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集体土地征收在实践中演变为上级政府(市、县人民政府)向下级政府(乡镇政府)取地，上级政府要多少、下级政府给多少，土地征收不需要任何条件，征收程序没有任何约束，征收补偿完全由征收机关决定。首先，应当实现征收程序的外部化。

农村以土地权利为基础的抵押权的范围将会不断扩大。第一，可以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集体土地的范围。

土地管理法第11条第2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

参见房维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这种失衡的公私权配置机制使被征收人无法制衡征收机关的征收权，丧失了起码的保卫自己财产的能力。这种牺牲土地权利人利益的征地模式自然引发了土地权利人的不满与抗争，所以，强征又成为地方政府征地的普遍做法，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与土地权利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由地方政府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并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审批权限报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审批，审批机关审批同意后即可执行并作为征地的依据。在土地征收中，征收机关和被征收人是征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应当以征收机关和被征收人为主体、以正当程序为基础重构征收程序。但是，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在中国，土地是农民最为重要的财产和生存之本。由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权人也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因此，在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时，可以考虑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农作物的所有权吸收合并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范围。

地方政府不仅是城市的管理者，更是城市的经营者。[17]物权法最终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

如果厂房等建筑物是由转租赁权利人投资建设，其享有对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那么，因征收所产生的建筑物及其装修损失、停产停业损失以及生产设备的搬迁、安置等损失都是归属于转租赁权利人的损失，其应享有被征收人的主体资格。实体性权利主要是被征收人获得公平补偿的权利和买回被征土地的权利。

明确农村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属性，有利于推动农村土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稳定农村土地经营关系，保护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3.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物业的承租人是否具有被征收人主体资格 乡镇、村企业将已经建成的厂房等物业出租给承租人经营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由此形成了承租人对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物业的租赁(经营)权。[7]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参见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18页。

1988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的决定，明确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其后，土地管理法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规定所有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都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

我国现行的集体土地征收是以集体土地公有为逻辑起点、以国家利益至上为中心、以公权力为主导，在制度设计上反映为公权的至上和私权的虚化。除存量国有建设用地外，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全部由国家通过征收集体土地取得，地方政府每年的建设用地供应量以及征地量是由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确定的。

随着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其他集体土地能否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和余地。第二，可以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区域范围。

为防止征收机关假借公共利益之名征地，集体土地征收立法应当明令禁止将被征土地纳入土地储备的范围，同时赋予被征收人买回权。在土地征收中，应当赋予农村土地经营权人被征收人的主体资格。三、集体土地征收制度配套性制度的建设 (一)建立国家议价购买集体土地制度 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了修改宪法第10条的立法建议，但在集体土地征收立法出台之前要启动并完成修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集体土地征收中被征收人的资格与范围 土地征收中的被征收人，系指因土地征收而丧失权利或致其权利受到影响的人，具体包括征收标的的所有权人及其他权利人两类。

[12]朱广新：《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政策意蕴与法制完善》，《法学》2015年第11期，第98页。要构建以公共利益需要为基础的征地制度，必须改革按计划、分批次征收的征地模式，实行按项目征地。

1994年通过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9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这些损失都是承租人所独有的损失，应当纳入征收补偿的范围。

立法上应将征收程序划分为征收决定程序、补偿安置的协商与裁决程序和征收决定的强制执行程序，以作为被征收人权利配置的基础。要平衡土地征收中的公益与私益，必须打破失衡的公权与私权配置机制，明确被征收人及其在土地征收中的基本权利，并为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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